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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庆坊·1
余庆坊的1号至11号称为第1小弄，是大弄堂里的小弄堂，我小时候的玩伴都在这条小弄堂内。
阿桃比我大两岁，长得高高瘦瘦，是出了名的皮大王。他住在11号的亭子间(1)里，他的一次冒险经历是从11号的屋顶一直爬到1号，然后从屋顶跳到1号我们家的晒台上。其后果就是被他母亲痛打一顿，过了两天有邻居向阿桃娘投诉：他家屋顶上的一块瓦片被踩碎了。于是阿桃又挨打，眼睛都打肿了。
阿桃娘的心情不好，脸上始终乌云密布。阿桃的父亲解放前当过警察，大概还是警官什么的，所以解放不久就被抓了进去，后来就死了。阿桃说他家曾收到公安局通知：要交4000元子弹费（相当于1954年发行的新币4角），原来解放初枪毙鬼（读jū）挨的子弹费用是要枪毙鬼家属负担的。我吃不准阿桃是否在吹牛皮，我们这条弄堂内（指第1小弄）再也没有人挨枪子，所以无从查考。
有一点是吃得准的，阿桃家解放前解放后都住亭子间，并不像当时有人讲的那样——国民党反动派个个吃的是山珍海味、住的是花园洋房。阿桃爸爸肯定是反动派，否则不会挨子弹。而且据阿桃说他家过去也没吃过山珍海味，只是肉吃得多了些。看来肉吃得多不是好事！
我老是泡在书店里，在弄堂里的孩子们眼中我是个另类，弄堂内的游戏如打弹子、“逃加山”之类的我全不在行。但阿桃对我并不嫌弃，总是来叫我玩，可能是他和我都是独子的缘故。他教会了我打扑克：沙蟹、罗宋、21点，等等，赌注是香烟牌子。很自然地我和阿桃成为一帮，阿桃是“老大”。
5号的小姑娘慧春也是我们的玩伴。我们玩“人猿泰山”游戏：阿桃是泰山，慧春是珍妮，我是小泰山；有时我是泰山，阿桃是大猩猩，慧春永远是珍妮。
慧春说：“还好阿拉(2)爸爸不是反动派警察！”
余庆坊·2
6号的国松人长得没有阿桃高，却很会打架，他是另一群孩子帮的老大，他的一帮人多势众，所以我们和他们“开战”总是落下风。恨得阿桃打算去武当山学武艺，像“点穴”这种绝技也要把它学会，回来以后把国松这班人统统点趴下。阿桃的决定使我好几天心神不定：因为阿桃是不看书的，甚至连环画也不看！武当山点穴这些故事全是我讲给他听的，万一阿桃去了武当山，阿桃娘岂不是要来找我算账！
万幸的是阿桃因为筹不到路费，所以没能去武当山。国松一帮人和我们渐渐好了起来，尤其在和其他弄堂的“野蛮小鬼（读jū）”发生冲突，比如争夺踢小橡皮球的地盘时，第1小弄的孩子们都同仇敌忾、一致对外。国松常常请我到他家去玩，我和他的家人也熟了起来，我叫他的爸妈“陈伯伯”“陈家姆妈”。陈家的子女多，陈伯伯下班会带零食回家，有一次他带了一大包“花红”——一种美丽的小果子回来，硬塞给我好多个。“花红”酸酸甜甜的，我以后在水果摊见到“花红”就会想到和善的陈伯伯。
1955年肃反，陈伯伯被抓走了，而且被发配到青海，这一去就永远没回来。以后的几十年里，我再也没有看见陈家姆妈笑过。
5号的慧春大了，已经不和男孩们玩了。有一回碰到我，她还是对邻居家的事议论了几句，最后她又说：“还好阿拉爸爸不是历史反革命！”
去大华农场·1
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星期天下午，我们去大华农场。
第1小弄的小伙伴差不多全去了，除了女孩和小不点们。国松说“小跟屁虫”一律不带，包括他的弟弟。这是第1小弄两帮孩子们的联合行动，带队的自然是国松和阿桃。我们做了精心准备：有拿弹皮弓的、有带瓶瓶罐罐的（可以装小鱼和蝌蚪——“拿摩温”）、有手持自制鱼叉的（竹棒顶上装有长铁钉），据阿桃讲大华农场的水塘里游满了鱼，一叉即得。
我们从虹口公园附近越过天通庵车站往西北方向走，都市的喧闹渐渐淡去，出现了零星的菜地、杂草和矮树丛，空气里夹杂着野花的香味。不知是谁，唱起了小学生的歌：
六月花儿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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